馬相伯

馬相伯，原名馬志德，圣名若瑟，又名欽善、建常、紹良，字斯藏，又字相伯、湘伯、薌伯，以字行，別署求在我者，晚號華封老人，男，祖籍江蘇丹陽，生于丹陽馬家村（今江蘇丹陽），中國著名教育家，震旦大學、復旦大學、復旦中學、向明中學創始人兼首任校長，愛國人士，耶穌會神學博士。

馬相伯

杰出教育家蔡元培、民國高官于右任、邵力子為其弟子。后人輯有《馬相伯先生文集》。

其故居有江蘇丹陽、丹徒和上海徐家匯、松江泗涇等地。1939年11月4日逝世。墓園在上海宋慶齡陵園內。

馬相伯祖籍江蘇丹陽，農歷1840年3月6日（陽歷1840年4月7日）生于丹陽馬家村，其父母均信奉天主教，故襁褓間即受天主教洗禮，成為天主教徒，洗名若瑟，亦作若石。5歲入塾讀書，喜探詢天象運行奧秘。12歲來滬，入法國耶穌會辦圣依納爵公學（后改稱徐匯公學，今徐匯中學），繼入小修院、大修院，攻讀法文、拉丁文、希臘文、哲學、神學、數理和天文等學科。清咸豐八年（1858年），全家從鎮江轉至滬定居。

清同治元年（1862年）入徐家匯天主教小修院接受兩年的“神修”訓練。后入大修院學哲學和神學。清同治九年（1870年），獲神學博士銜，加入耶穌會，授司鐸神職。同治十三年，調任徐匯公學校長兼教務，講授經史子集；并兼耶穌會編撰，繼續研究哲學、數理及天文，譯著《數理大全》等書百卷。

其弟馬建忠為著名外交家。外甥朱志堯為著名實業家。外甥朱開敏為天主教海門教區主教。

清光緒二年（1876年），因自籌白銀2000兩救濟災民，反遭教會幽禁“省過”，憤而脫離耶穌會還俗（但仍信仰天主教），從事外交和洋務活動，曾先后去日本、朝鮮、美國、法國和意大利等國。日本維新、高麗（朝鮮）守舊的對照使他深受啟迪，認識到國家富強之術，在于提倡科學，興辦實業。因此屢屢上書朝廷獻策，卻都似泥牛入海。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辭官回滬，住佘山，潛心于天文度數的研究和譯著，助其弟馬建忠著《馬氏文通》，只署文名。他深感“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材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設立學堂為先”，決定毀家興學。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他將自己的全部家產——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畝田產，捐獻給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為創辦“中西大學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獻家產興學字據”，規定該產業供作中西大學建成后的學生助學金。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初冬，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發生“墨水瓶事件”，學生集體退學。蔡元培曾介紹部分學生向馬相伯求學。他遂于次年（1903年）租用徐家匯老天文臺余屋，以“中西大學堂”的理念，創辦震旦大學院（徐匯區第二中心小學是其舊址），自任院長，二月初三（3月1日）開學（“震旦”為梵[fàn]文，“中國”之謂，含“東方日出，前途無量”之意）。其創辦的震旦學院是中國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學。梁啟超曾著文祝賀：“今乃始見我祖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吾欲狂喜。”親編《拉丁文通》、《致知淺說》等教材親自授課，實行學生自治。肄業于此的學生有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徐朗西和張鼎丞等名人。在此之前，于右任因諷刺時政，遭清廷緝拿，潛逃至吳淞，馬相伯聞訊，親自駕舟接到校中進行掩護。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春，耶穌會欲變震旦為教會學校，以讓馬相伯“養病”為由，委任法國神父南從周（Perrin）為總教習，改變辦學方針，另立規章。學生大嘩，摘下校牌，全體退學。馬相伯看到退學學生簽名簿時，老淚縱橫，決意站在學生一邊，并得張謇、嚴復和袁希濤等名流的支持，在江灣另行籌建復旦公學（今復旦大學），于當年中秋節（1905年9月13日）正式開學。馬相伯任校長兼法文教授，聘李登輝任教務長。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由耶穌會接辦的震旦大學擬遷址盧家灣，馬相伯仍以辦學為重，不計前嫌，捐現銀4萬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基8處（當時價值10萬多元），以購置呂班路（今重慶南路）土地100畝，建造新校舍（后改為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即今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

1902年籌建震旦學院預科，后改為震旦大學附中，1952年與震旦女子文理學院附中合并為上海市向明中學。

辛亥革命前后，曾在東京任《政聞社》總務員。因其德高望重，孫中山將他聘為南京第一任市長，此時他已七十高齡了。沒過多久，南京撤銷設市。馬相伯轉任江蘇都督府內務司長并代理都督，在北京曾代理北京大學校長，任北京政府政治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平政院平政等職。在這期間，曾與章太炎、梁啟超等發起創辦“函夏考文苑”，與英華（字斂之。后為輔仁大學校長）創辦輔仁社（即后來的輔仁大學）和培根女校。民國3年（1914年），馬相伯子君遠病故，學生們鑒于馬公毀家興學，家無余資，遂籌集萬元為其寡媳、幼孫作教養費，馬相伯卻托人將該款移作啟明女子中學（今第四中學）教育經費。袁世凱稱帝后，他痛加抨擊，認為“天下之大盜，莫大于君主”。民國6年（1917年）南歸，隱居徐家匯土山灣（后名其居所為綠野堂、樂善堂），著書談道，不問世事。

1925年，羅馬教廷在中國創辦北京公教大學，次年改稱輔仁大學。馬相伯參與其事，貢獻良多。他寄語輔仁大學：“齊驅歐美，或更駕而上之。”

“九·一八”事變時，馬相伯已屆91高齡。他深感國難深重，為救亡呼號奔走，發表《為日禍告國人書》，主張“立息內爭，共御外侮”。他親自揮毫作榜書、對聯義賣，共得10萬元，全部支援抗日義勇軍。他先后發起組織江蘇國難會、不忍人會、中國國難救濟會和全國各界救國會等愛國救亡團體，被公認為救國領袖、愛國老人。在他家里召開救國會第二次執委會時，他特地寫了“恥莫大于亡國，戰雖死亦猶生”聯語，與與會者共勉。

自1932年11月起，他連續四個月發表了12次國難廣播演說。

民國26年（1937年）11月上海淪陷，日本侵略軍逼近南京，馮玉祥、李宗仁勸馬相伯移居桂林風洞山。次年，應于右任請，入滇、蜀，道經越南諒山，因病留居。民國28年（1939年）是他百歲誕辰，4月6日全國各地和有關團體都舉行遙祝百齡典禮。國民政府對他頒發褒獎令，中共中央特致賀電，稱他為“國家之光，人類之瑞”。他給上海復旦同學會的親筆信有“國無寧日，民不聊生，老朽何為，流離異域。正愧無德無功，每嫌多壽多辱！”語。他以前方將士浴血抗戰勞苦為念，把各方贈與的壽儀移作犒慰傷兵之用。還被任命為國民黨政府委員。他在病重時，憂國憂時之情更深。他說：“我只是一只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10月20日，他得知湘北大捷，興奮異常，夜不能寢，病勢加劇，11月4日溘然長逝。噩耗傳出，舉國哀悼。遺有《馬相伯先生文集》。

《馬相伯先生文集》

《馬氏文通》與其弟弟所編寫（在紀錄片《大師》中有介紹）

從南洋公學退學的大部分學生在中國教育會的幫助下組成了愛國學社，另有20多名學生在蔡元培的引薦下向馬相伯求助。是時，適逢馬相伯正在籌劃辦學事宜。他爽快地接收了這批學生，向天主教會租用徐家匯觀象臺的舊屋作為校舍，并聘請了幾位法國籍神父任教。如此一來，一座新式學校便宣告誕生了。馬相伯還給學校起了個響亮的名字——震旦學院。“震旦”一詞出自梵文，意即中國，在英語中，亦有黎明、曙光的含義。由此可見，馬相伯將震旦學院喻作旭日東升，擔負著以教育開啟中國曙光的重任，必將前途無量。

震旦學院成立后，馬相伯任監院（即院長），學校以“廣延通儒，培養譯才”為宗旨，學制為兩年，專業分為文學、質學（科學）兩類，沒過多久又發展為文學、致知（哲學）、象數（數學）、形性（理科）四大學科。梁啟超獲知此事后，欣然寫道：“今乃始見我祖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吾欲狂喜。”

誠如梁啟超所言，震旦學院在管理上不僅“完備有條理”，更不乏獨到之處。一方面，震旦學院實行“學生自治制”，校務由學生推選干事自行管理；另一方面，校方提倡“學生自由研究之風”，即倡導學術民主、思想自由，并采用“挈舉綱領，開示門徑”的啟發式教學方法，注重文藝、崇尚科學、不談教理更是馬相伯一再強調的辦學方針。

在馬相伯的運籌帷幄之下，震旦學院的教學、教務活動均安排得井井有條。為引導熱血青年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報效國家，他振臂高呼：“欲革命救國，必自研究近代科學始；欲研究近代科學，必自通其語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國語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學而為科學救國準備者，請歸我。”不出一年的光景，震旦學院的學生數量就翻了數倍，增至132人。

熱衷教育救國的馬相伯對革命也非常支持。1904年夏，震旦學院來了個名叫“劉學裕”的新生。此人雖其貌不揚，卻大有來頭。他就是因刊印《半哭半笑樓詩草》，譏諷時政而被清廷通緝的“要犯”于右任。于右任“潛逃”至上海后無處安身，馬相伯得知后立刻將這名心系國家社稷的青年學子破格錄取，免去他所有的學膳費，還特意讓于右任易名“劉學裕”以避人耳目。

馬相伯的一系列教學主張和做法雖深得青年學子的推崇，但是由于怕清政府因馬相伯收留通緝犯會如同1901年義和團事件一樣迫害天主教會，加害天主教徒，所以遭到耶穌會的擔憂和反對。1905年，耶穌會派法國人南從周擔任震旦學院的教務長，協助馬相伯打理校務，也是為了不要馬相伯行為過當。

南從周是一位保守的耶穌會士，取消孔子誕辰假期認為是崇拜偶像，使學生接受宗教課程，頌唱圣歌，早晚禱告、做禮拜，還“盡廢舊章，別定規則”，不許學生談論時事，不許結社等以免受到清政府的懷疑，加強管理，學生出入校門、會客之類的個人自由，也被橫加限制。但是南從周的行為卻引發了震旦學子們的不滿，大批學生退學抗議。學生集體離校時，甚至摘下了震旦學院的校牌。馬相伯此時雖在病中，但對學校發生的一切早就有所耳聞。無奈之下他和部分學生一起宣布脫離震旦學院，與眾生一同揮淚離開了徐家匯的校舍。

隨著馬相伯和學生們的離去，震旦學院僅剩下一副空殼，這無異于關停。但馬相伯認為，震旦學院的精神不能磨滅。他決定再辦一所新校，這個想法立即得到學生們的一致響應。那取個什么校名為好呢？于右任提出建議取名“復旦”。一者，“復旦”二字出自《尚書大傳·虞夏傳》中的名句“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意在自強不息；另者，“復旦”還有不忘震旦之舊，更含復興中華之意。

馬相伯聽后，立刻表示贊許。然后，他誠邀熱心教育事業的嚴復、張謇、熊希齡等28人擔任校董，籌集復旦建校資金。兩江總督周馥也撥出官銀一萬兩，并出借吳淞提督衙門作為復旦的臨時校舍。

1905年5月27日，復旦公學（復旦大學前身）正式開學，馬相伯任校長，嚴復為總教習。

至于震旦學院，則于同年重新開課，南從周仍為教務長。1908年當震旦學院打算遷往別處另建校舍時，馬相伯仍然捐款四萬元，把自己名下、地處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八處地皮悉數捐出，募得十萬多元，購置盧家灣呂班路（今重慶南路）的土地103畝，提供震旦學院使用，震旦學院從此也有了自己固定的校址。

1928年，震旦學院改稱為震旦大學。

國民黨元老邵力子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

馬相伯逝世后，其弟子于右任敬挽：“光榮歸上帝，生死護中華。”成為一代名聯。

馬相伯的一幅照片似乎更加有名：1936年，沈鈞儒、鄒韜奮等“七君子”入獄，馬相伯多方營救。次年七人獲釋后，前往看望馬相伯，合影留念。沈鈞儒在照片上題書“唯公馬首是瞻。”

這張照片被收入包括中學教科書在內的大小歷史著作，為很多中國人所熟悉。照片上，馬相伯在眾人的簇擁下，端坐正中，盡顯人瑞之相。 

1952年，陳毅市長派員陪同馬相伯親屬去越南諒山迎回靈柩，安葬于當時新涇區（今長寧區境內）息焉公墓。“文化大革命”中被毀，1984年4月6日，遷葬于宋慶齡陵園內。